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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因何快速膨胀且中原大乱?   

2017-03-26 10:25:22|  分类: 人文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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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民造反这个问题,崇祯犯了在辽东问题上的相同错误,因为各类政策的失当,导致原本局限于一地的战争,演变成蔓延全国的战火。

在崇祯元年陕西动乱初起时,在如何对待的问题上,明王朝就意见不一。起初地方官为逃避责任,对造反真相大力隐瞒,总幻想着来年天灾过了,农民自然偃旗息鼓。但天灾却年年持续。到崇祯三年(1630年),陕西已经大乱四起,主要的农民军势力多达十多股,总数三十多万人。这时候的明王朝刚刚经历过北京保卫战,京城周围正满目疮痍,自然不愿再启战端,所以“主抚”派占据上风。一直主张招抚农民军的御史杨鹤被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,赶赴陕西平乱。

杨鹤是个好官,在崇祯元年(1628年)动乱初起时,他就提出“元气”说,认为老百姓是国家元气,不能轻易杀戮。之前在官场上,他也“有清明”,是腐败官场上难得的廉洁人物。可应对这样的事件,仅廉洁明显不够,杨鹤很认真,对农民军采取宽容政策,禁止官军任意杀戮,而且也很勇敢,多次不顾危险单独进入农民军大营,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,更铁面无私,杀掉了陕西当地一批颇有民愤的官员。

忙活到崇祯四年(1631年)初,陕西境内十多路农民军尽数接受招抚,共招降农民军十多万人,看似成绩不错,但多表面文章,杨鹤的方式,基本是“求人投降”,只要对方肯投诚,什么条件都答应,甚至允诺农民军可以保留军队武装,留在原地驻扎,这样的做法,显然治标不治本。

要招抚,就要给钱,崇祯先后拨给杨鹤十五万白银,看似不少,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军手里,也不过半两白银。何况,各路农民军虽接受招安,但实力并未受损,一旦杨鹤的钱花完,大灾又不停,重新造反是迟早的。到崇祯四年八月,各路反军纷纷撕毁合约,再扯反旗,明朝的十五万两白银打了水漂,杨鹤本人被充军流放。

招抚不行,就剿灭,这时候的主角,变成了洪承畴。



洪承畴,字彦演,福建南安人,杨鹤招抚陕西的时候,他是陕西参议,对杨鹤的招抚主张,他向来坚决反对,战事重起后,陕西当地大溃,官员纷纷逃命。洪承畴非但不跑,反而自己临时招募了一支千人民团,奔赴平乱前线。他的第一仗是在陕西韩城,击溃了攻打韩城的王左贵部,李自成此时正是王左贵部的前锋将军。这一仗王左贵败的很惨,其部队几乎被打散。李自成也因此与王左贵走散,之后一段时间,他只是陕西当地的一股散兵游勇。

却也因祸得福。

被洪承畴追的走投无路的王左贵,在是年年底向洪承畴投降。但洪承畴不是杨鹤,接受王左贵投降后没几天就翻脸,派兵偷袭王左贵,王左贵本人及身边部将皆被杀死,如果李自成还在王左贵麾下,恐怕也难逃这场灭顶之灾。

王左贵覆灭之后,洪承畴得到重用,不到半年的时间,就成了陕西三边总督,这时期他的主要精力,放在王喜胤和神一魁这两股最大势力上,崇祯四年(1631年)十月起,洪承畴开始全力围剿王喜胤,这时他手里最大的王牌,就是担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,曹文诏是孙承宗的旧部,手中还有孙承宗练兵的骨血---1000名战斗力强悍的辽东骑兵。

仅用两个月时间,曹文诏就在甘肃河曲击毙了王喜胤,这时候的李自成,正在王喜胤部将王自用麾下效力。又经过了三个月时间,另一股陕西最大农民军势力神一魁也全军覆没。在这期间,李自成追随王自用,从曹文诏的追杀里逃脱出来,流窜到陕西,山西的交界地带。这时候陆续集结到此处的,约有二十多万各路农民军败兵。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个拐点已经出现:此时洪承畴和曹文诏已平定陕西大部,如果与陕西交界的山西,河南两省可以配合作战,封锁农民军进入的要道。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,就会戛然而止。

在这个关键时刻,崇祯五年(1632年)十一月,王自用主持农民军各头领开会,列席会议的李自成,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号—闯将!他成为这次会议的三十六位头目之一,与他一道列席的,还有著名的“闯王”高迎祥,“八大王”罗汝才。会议商谈的结果,就是王自用被推举为首领,二十万农民军兵分五路,进入山西。这时担任山西巡抚的是许鼎臣,在此之前,洪承畴已经上奏,要求山西务必守住关口,即使不能阻挡农民军,也要尽可能的拖住,他在后面夹击,必可大获全胜。

许鼎臣也很积极,张口向崇祯要兵,明王朝一口气调来了贺人龙,李卑,艾万年三位总兵,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将。可偏偏许鼎臣无能,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朝令夕改,今天命部队驻甲地,第二天想想不对,又没来由的驻乙地,还没等他部署好,各路农民军就长驱直入了。结果,本是陕西一省的暴乱,至此变成了中原大乱,虽然之后明朝调曹文诏入山西,一度重创农民军,但农民起义在中原的燎原之势,已经不可阻挡。





李自成在进入山西后,也迎来了他命运的又一转折,他的老上级王自用在崇祯六年(1633年)病故了,麾下的两万兵马尽被李自成接管,但刚接管了没两天,曹文诏进入山西,各路农民军皆遭惨败。幸运的是,这时候曹文诏主要针对的,是农民军中实力最强的紫金梁部,曹文诏一直把紫金梁追到河北,而这时的李自成,却与张献忠,高迎祥等人合伙南下,进入了河南境内,此时的他,又是高迎祥麾下的干将了。

河南的军事行动进展的很顺利,农民军连战连捷,一直转战到河南武安。但就在武安当地,他们遭到明将左良玉部阻击,迟滞了数日后,却发现已身陷包围圈中---这时曹文诏精心设计的包围圈,武安四周,汇集了包括山西总兵曹文诏,京营总兵王扑在内的十万明军,封死了农民军突围的所有出路。包围圈内,几乎云集了高迎祥,张献忠,罗汝才,李自成等所有明末农民起义的精英,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,似乎就在眼前。

但就在农民军要发动总攻前,设计这个包围圈的曹文诏却被调走了,职务从山西总兵平级调动成大同总兵。原因是曹文诏与河南御史刘令誉不睦,被回京述职的刘令誉告了黑状,罪名是“养寇自重”,即把曹文诏现在故意示弱诱引农民军武安会师的方略,说成是“养寇”,这正犯了崇祯的忌讳,曹文诏被调到暂无战事的大同边镇,刚到任没三个月,就赶上皇太极绕道大同进犯,曹文诏仅凭手中两千多兵马,与皇太极八万精兵血战十五天,硬是保住了大同重镇,迫使皇太极撤退,崇祯却非抓住他失去边地县城的小错,非但不奖赏,反命他“戴罪立功”。

而更要命的是,曹文诏精心设计的河南包围圈也破产了,曹文诏走后,明军失去了最能征善战的将领,参与包围的各路部队谁都不敢出头冲锋,与农民军干耗到冬天后,代理曹文诏指挥的京营总兵王扑,在收受农民军贿赂后,中了农民军的“诈降”计,在包围圈上让出一条口子,满以为农民军会出来投降。结果十多万农民军趁机突围成功。这次的后果更严重:各路农民军突围后化整为零,分别去了不同的省份,山西,陕西,河南,湖广皆蔓延战火。中原大乱,从此开始。

李自成去的地方是陕西,他跟随高迎祥打了几个胜仗后,接着遇到了主持陕西,山西,河南,湖广,四川五省军务的“五省总督”陈奇瑜。比起曹文诏的猛打猛冲,陈奇瑜的战略是“追而小打”,从崇祯七年(1634年)二月起,陈奇瑜和农民军发生了二十三场战斗,全是小规模厮杀,打完了立刻收手,只尾随其后追击,追击的结果,就是迫使农民军再次进入了一个陷阱---陕西车厢峡。这是陕西南部长五十里的一个山谷,两面群山环绕,通道极其狭窄,且只有南北两个出口,早被明军封死。高迎祥,李自成的八万农民军,就这样再次进入了死地。

但这次农民军再次使出老办法---诈降+行贿。被困十几天后,农民军开始请求投降,深知这套把戏的陈奇瑜起先不肯,但农民军又贿赂他身边的将领,陈奇瑜虽是清官,却架不住身边属下的连番劝说。加上此时明军兵力确实不足,就准许了农民军投降,撤出了对峡谷南口的封锁,结果,农民军在出谷后再次发动反击。重创了陈奇瑜之后,再次进入河南地界。





自此,李自成的实力大为膨胀,他成为了高迎祥麾下的实力派人物,明末的农民起义,终于成为明朝的大毒瘤,大明局势岌岌可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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